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实践性研究

一、关于我国乡村振兴的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以美苏为主导的雅尔塔体制重新划分世界版图和势力范围，伴随着世界殖民体系的崩溃以及一大批新兴国家走上独立探索本国政治发展之路，全球范围的政治与经济相互渗透和相互作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明显,国家与国际体系的互动关系也越来越紧密。在“全球化”利益的趋使下，西方发达国家对后发国家进行资本与产业输入得以实现资本获益，同时又通过各种方式打压后发国家的发展欲建立新殖民体系。建国初期，为了应对西方国家的全面封锁和苏中交恶又逢三年自然灾害，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数千万计的城市青年上山下乡插队垦荒，在一穷二白的历史条件下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改革开放初期，为应对七十年代初西方国家对我国解除封锁而引进外资“调整国内‘军重偏斜’的工业结构”导致严重财政赤字引发内源性经济危机，始于安徽小岗村的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拉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的“第三次土地运动”，通过调动农业生产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城市经济危机得以向农村转嫁而实现软着陆。开放后快速发展的工业体系和廉价的劳动与资源红利填补了西方国家的发展急缺，为我国短期获得了“冷战时期”的发展机会。然一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政治殖民”的野心蠢蠢欲动，于1989年联合制裁，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1992年我国吸取了苏东解体被西方国家割韭菜的教训，在西方“中国崩溃论”声中实现人民币主权货币化，并成功应对了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帮助香港稳定了金融，让索罗斯领头的投机资本铩羽而归。尔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完善的“工业化体系”迅速让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同时也让经济体系在全球化的世界舞台上与西方“金融强盗”们博弈。

进入新的世纪，我国强大的金融体系每每在对抗世界经济危机的输入都表现出强劲的力量。而每次化解经济危机，我国广袤的乡村土地如母亲一般毫无怨言地提供转嫁的港湾。新世纪初，为应对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海啸所造成消费性电子产品外销需求急速衰退，对农民购买纳入补贴范围的家电产品给予一定比例（13%）的财政补贴（史称家电下乡），以激活农民购买能力，扩大农村消费，促进内需和外需协调发展。因世界经济危机所引发的2010年欧债危机爆发，对80%以上的产品出口依靠欧洲市场的中国光伏产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我国一方面妥善引导光伏企业到国外投资，增强我国光伏产业国际话语权，另一方面，我国积极推进光伏扶贫工程，以帮助光伏企业转型升级。

1982年至1986年，中央每年以“三农”为主题发布一号文件，时隔十八年后，“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回归“三农”至今又连续22年。党的十九大科学分析国内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准确把握我国历史方位和国际地位，并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指明历史发展方位。“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乡村振兴主要任务作出部署。

二、关于基础设施投资拉动与沉没资产

以“GDP”为统计方法的今天，经济学上常把投资、消费、出口比喻为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而于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导致出口受阻、国民消费观念还很淡薄的客观实际，漫长的一段时间直至现在，投资成为了带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这里有必要说说2008年的“四万亿计划”。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中国经济面临硬着陆的风险，中国政府于2008年11月推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初步匡算，实施这十大措施，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然而，由于一些媒体和经济界人士将其简单地解读为“四万亿计划”，导致在社会上产生很多误解。实际上，当年的四万亿重点投向灾后重建、农村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棚户区改造及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电网改造等领域。这一政策不仅拉动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增加了对社会服务、民生需求的投入，有效地拉动中国国内的消费需求、促进进口增长。正是因为当时的“四万亿计划”，为后来的脱贫攻坚、电商进村、快递下乡、发展乡村产业、实施乡村振兴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澳大利亚时任总理陆克文认为，中国的4万亿元人民币经济刺激计划“非同凡响”，不仅对中国经济，对东亚经济和世界经济来说都是“非常好的”消息。

我国的经济发展的速度如新世纪的曙光般，唯GDP的政绩评价系统促使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加大了投资拉动的力度，特别是在三农领域。自2005年党中央做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部署以来，我国已经连续十几年向农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超过20万亿。乡村振兴5年（即2018年至2022年）在农村的交通、环保、基础设施建造、水利等7大类22个乡村产业投入7万亿，包括支持合作社、家庭农场推进种养殖一二三产数字化规模化品牌化建设等。纵观全球，如此大规模地将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到农村前所未有。

任何事情总是利弊相间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入，起初地方政府还会针对性的评价项目投入的必要性，慢慢地随着政绩的使然，相当一批基础设施投入纯粹是为了迎合政绩考核和项目检查，而脱离的使用的实际。放眼国内，2015年初，国家旅游局在全国发动厕所革命，通过政策引导、资金补助、标准规范等方式持续推动，3年内新建3.3万座，改扩建2.4万座。2017年11月19日，国家旅游局发布的《全国旅游厕所建设管理新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提出，从2018年至2020年，全中国计划新建4.7万座以上，改扩建1.7万座以上。2015年7月，总书记在吉林延边考察调研时要求将“厕所革命”推广到广大农村地区。“十四五规划”将农村厕所革命作为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工作。纵观实施 “农村厕所革命”三年来，我国投入总计300亿元。本是“小康不小康，厕所算一桩”为民办实事的投入，现在却成了“争取项目做工程”的指标。现实中，很多厕所由于选址不适宜基本闲置形同虚设，有的厕所偷工减料应付检查，大部分弃用或者不能用，有些干脆大门紧锁，纯粹就是为了迎检。真正能发挥现实作用的不到两成。再比如在美丽乡村改造的项目中，根本不考虑日后维护和产业发展，为了争取项目实施工程建设打造政绩标杆，不惜欺上蛮下。实际调研中，有些村两委就是靠着搞关系跑项目争指标做工程赚收入，乡村公园、美丽河道、乡村体娱场馆等本是提升宜居环境的配套投入，大部分却是通过工程建设实现个人增收，即便带动了一些地方群众务工还得看有没有交情与关系，留给后续的维护管理却成为了“村财”的负担。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山东、河南等地调研，荒废的乡村厕所、杂草丛生的足球场和健身场、大门紧锁的乡村旅游服务中心或乡愁展馆、有名无实的农民合作社、荒芜的乡村公园、无人看管的农业园等几乎伴随着一路和天天。大量的投资项目事实成为了沉没资产。即便是走在改革开放的前沿，从落后小乡村到人均存款600万的天下第一村华西村，高楼林立，别墅成群，新世纪初就已经修了机场，耗资30亿72层的五星级龙希国际大酒等，时间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华西人由于无法跟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步伐只能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随波，终是负债累累面临破产。据上海清算所披露的华西集团2018年三季度财报显示，华西集团的货币资金为75.92亿元，资产总计547.62亿元，负债则合计369.34亿元，资产变债务。华西集团为化解债务危机，于2023年7月不得不寻求国资接盘。

三、关于“三变”的问题。

“三变”，即当下学术界较为热门的“资源变股权、租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模式。这种模式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是一种创新，从社会发展和政府执政的角度是一种理想。在此我从实践的客观角度说说“三变”。

客观的说，没有金融资本市场化的基础就不存在“三变”理论。我国在人民币货币化之前，所有的资源价值均围绕着生活生产的需求等以物易物。大部分地区将杉木作为民间建筑的主要材料是因为它的质地不硬请工匠省工，在百姓看来质地坚硬的金丝楠木红豆杉等只有皇宫贵族才会去追求的华而不实，远不如“耐烧好做饭”来的实在。在漫长的靠天吃饭一方水土养活一方人的农耕时期对劳动力种养的物质价值的衡量标准皆遵守底层逻辑，直至于当前还有很多偏远山村群众坚守着“自己种的不值钱”的纯朴认知。工业快速发展带动物质基础提升的同时也种下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恶果，人类健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城市化生活资源在厚实的经济基础中完全地工业化，因健康的欲望而侧重对生态产品如饥似渴。看似便利的现代烹饪方式解放了传统的燃料，在“物以稀为贵”的当下，所谓“红木”的身价也是乌鸡变凤凰一跃千里。

我国改革开放后“让一部分人先富”致使“资本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在利益的驱使下一定范围的权力与资本苟合形成利益共同体。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大拆大建式的城市发展之风风行各地，地产经济在以GDP为政绩指标的各级政府经济和财政增长的压力下成功实现了地方经济的绑架，并与之后快速发展的互联网经济一道作空实体经济，促使我国经济脱实向虚快速发展。资本是贪婪的（除了公益性或者是政府行为），它并不是要控制某一产业多少份额，而是要从某一产业中成千上万倍地获益，故资本只青睐能快速增殖获益的产业。新世纪初，我国以制造业为主体的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从各种渠道提升了资本运作的能力，特别是相当一部分民营经济人士从地产和股票中吃到了螃蟹，于是高速获利的投机主义开始漫延。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初，民营经济体业主纷纷去主体（资本积累阶段的主体产业转由企业管理者经营，有的甚至直接关停，当然因各种原因致使倒闭关停的也不少）向资本市场进军。

资本所到之处，要么是获利空间巨大的产业，要么是政策倾向的产业。当地产收益空间逐渐变窄，新能源、区块链、大健康及近几年快速发展的数字经济等一批政策推动的产业曾一度成为资本热门的目标。而在国家大力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如阿里、京东、恒大、东方园林等一批行业领头企业以助力乡村振兴之名资本下乡，无一不是雷声大雨点小，能带动百姓致富的少之又少，更多的是把政策红利吃完后直接“歇菜”（我无意要批判什么，只是用客观事实来讲述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现象）。

农业领域的深加工早已开始了资本运作，其属性为工业。与群众百姓紧密相关的农业种养殖产业的获利空间非常有限。比如我国中部地区的省市，亩产一季稻平均1350斤，2022年国家公布的中晚籼稻最低收购价每50公斤124元，即每市斤1.24元，一亩的总收入为1674元，这里面的耕种管理收割成本约为750元，地租300至500元不等（有些地区已高至千元以上），扣掉成本加上一些地区的油菜籽收入，一亩地一年的收入约800元。这是在没有旱涝虫害等天灾的正常情况下，不计算个人劳动报酬和风险成本的前提下的收入。也就是说，如若夫妻两个人在家承包200亩种粮食作物，脸朝黄土背朝天不计个人工钱和劳动保障等意外风险成本年收入约16万元。

如若资本介入公司化运营，将农民土地流转到公司，公司除了承担上述亩产成本外，田间管理的人工将以公司工人概念形成劳动报酬和依法承担职工社会保障责任，虽然农业公司可享受国家税收政策，但基础成本大于个人种养的成本。即便是小资本，获益空间远不如开一家小店且还没有那么辛苦。如若是大资本，所创造的利润远不够其支付融资成本。故中部地区种植产业当前还是以村组为基础500亩以内（200亩至300亩的居多）的种粮户在支撑。

对于群众百姓而言，把地租出去可以有租金收入，另还可以力所能及地做点零工赚些收入。在一个没有足够利润空间的产业去实现“三变”，那么，百姓群众则会因为企业亏损导致只剩下没有实质收入股东身份和股权，租金都拿不到（更别说分红）、群众上访项目被迫终止也出现过实际案例。只有一小部分高附加值的特色种植业（比如中药材、特色农产品）方能实现“三变”增收，从目前的实践案例来看，年户增收均在5000元以下，并不是真的如专家所说那般的诱人。特色种植毕竟只能是小众项目，在“粮食安全”的背景下，基本农田的强制性唯粮种植政策，我们更应该要实事求是地研究 “如何通过实现农业立体价值带动增收”。事实证明小众的“三变”成果无法覆盖性复制。即便是某一些地方以村集体为单位发展合作社带动群众实现“三变”，成功案例也是少之又少。即便是“天下第一村”的华西村，如没有当年的工厂依托，实现“三变”也是很难的，当然，还需要一个非常智慧的领头人。

四、关于资本下乡的问题。

上述已经讲过了“资本逐利”的特征。由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使然，经常有一些经济人士提出乡村产业投资的想法，所以在此还是注释性的说一下“资本下乡”。

在实践过程中根据资本属性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工商资本下乡，一类是乡贤资本返乡，还有一类是对口帮扶（包括政府、央企、国企和其它公益资本）。除了最后一类外，前面两类均本着逐利来的。以2015年为节点，很多资本结合了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已经完成了对荒山荒地或者当时已无人耕种的土地的流转，不过很多项目假借“发展农业产业化”以农业设施为名进行房地产开发，占用耕地和基本农田破坏农业生产，不但侵害了农民的利益而且还公然违反国土法律法规、危害国家粮食安全。下乡资本在乡村发财的美梦中还未醒来，2017年大棚房事件暴发，国家开始全国范围内的“大棚房整治”，之后随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高标准农田和2022年开始的“国土三普”，越来越规范、越来越严厉的法律法规，让一时投机的下乡资本可谓是梦断乡村（资本方以“血本无归”来抱怨委屈）。当然，这里边确是有委屈的项目，因为资本方的国家政策敏感性不足，在对市场调研不足或者压根没有调研的情况下，过分依赖和听从某个别地方政府官员的关系和建议，有的甚至以招商引资落地，又由于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追规模式贪大”促使项目唯金融资本的重要性而忽略人才与技术的关键性，最终资本方不堪“无底洞”式的投入而跑路项目烂尾财政支出也打了水漂，有些项目群众的地租都没地方拿。

另外，也有一些项目由于当地政府在土地占补平衡时只进行了“卫星图式调整”而并未能落实占补平衡制度，随着累积导致一些荒山野岭都莫名其妙地被卫星以基本农田标识，从而使得原规划项目违反基本农田法规而被执法性终止。

这里要特别说说政企的对口帮扶资本或财政扶持性资本（以下称之为扶持性资本）介入的属性。这类资本下乡本质上是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是不计回报的，从投资收益比的经济学角度来讲这种投资行为是不成立的。但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它又是可行的，特别是以“政治主权赋信货币”为特征的人民币发展的今天，以政府为主向乡村财政输血可以弥补资本的逐利属性而不向乡村输出引发产业发展失衡的不足，甚至是为资本贪婪过后引发的经济危机建设避风港湾（*我国建国以来历史上几次经济危机均向农村转嫁而得以软着陆）。当然，扶持性资本的投资方向基本都是往乡村基础设施，也就是说扶持性资本投资的大部分都是固定资产，由于可以以“政府信用”为基础进行融资，这类资产就成为了地方各种平台的融资资产包。在实践中虽然大多数成为了沉没资产，相对于融资再建设的执政绩效而言，资产的运营绩效的重视程度相当薄弱。以致于在后来，很多的地方政府官员热衷于基础设施投入的资产意义远大于基础设施投入的实用意义，甚至有的乡村后来干脆以乡村振兴之名实则赚项目工程之利。

无论工商资本下乡还是乡贤资本返乡，其目的在于逐利；扶持性资本目的则在于做大资产包（小部分公益资本是为逐名）。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现实来看，好像大家都很热衷于花钱，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投资。如若要问这个钱花下去怎么回收，“别那么急功近利”肯定是完美答案。现在社会中，只有低收入人群在勤勤恳恳让资源实现本质价值，而中收入以上人群均在参与资源变资产实现增值的炒作。这一点，也是当前资本脱实向虚的重要表现。

五、关于农民有存款之说。

从金融学的存贷关系来讲，占比60%的低收入群众是存款储蓄的重要群体（国家统计局的标准是：一个标准家庭的年收入在10万至50万元之间则为中等收入群体。按照这种标准，31个省市自治区14.1亿人口中大概有5亿左右的中等和高收入人群，其中高收入人群不足1亿，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大约4亿，占整体人口比例不足40%。）。脸朝黄土背朝天赚的都是实实在在的血汗钱，即便是在生活水平已不错的今天，他们还是尽量节缩开支获取多点剩余存进银行以备万一。

从经济学的角度，货币只有不断流通才能实现增殖。正因为低收入群体没有理财能力，市场收益越高的金融产品越是让他们胆战心惊，身边亏损的声音让他们只能信任银行。这为银行的存贷及其他金融业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现在社会上有一些房地产专家基于他们研究的领域，低收入群体存款富足的事实堪比发现新大陆，嚷嚷着要让收入群体用存款去买房。这是一件很好笑的事。房地产的发展是因为用了低廉的价格取得土地（基于房价与融资成本而言，即便如上海地王每亩几个亿的土地摘牌价，最后也会从超高的房价中获取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增值），并且在当时法规处于空白的情况下自订行业规则，房子还没建凭着一个售楼部和几张图纸就开始销售，赤裸裸的“空手套”获取最大的增殖空间。我们必须明白，房地产热是因为其具备增值的特性（城市地标、学区房等是其快速增值的推力），增值空间远超出银行存款利率，于是乎，与低收入群体将钱存进银行作为保值手段一样，中高收入群体将买房作为保值手段。当然，有一些选择了股票和理财产品（包括保险产品）。

无论是将存款储蓄还是买房买理财产品作为财产的增值手段，一般来说获利越诱人风险就越高。选择何种方式，就得有能力承担对应的风险。低收入群体选择了风险系数相对较低的方式对自己所持有的货币保值，很大程度因为他们的抗风险基础不足。高收入群体之所以会选择房产和其它快速增值的金融产品是因为他们从经济基础上具备了能力。这本是正常的市场行为。由于低收入群体占比较高自然就成为了存款主体，这也就进入了那些专业领域的权威人士的法眼。他们的表象化数据永远都是那么的精准，现在房地产市场下行，这么一个庞大的群体手上有这么多的存款，让他们买房去。

总书记多次强调“房住不炒”，房地产利益者早先通过各种手段（包括暴力强拆等）占尽了便宜，现在市场遇冷，却疾呼连房都买不起的群体去救手上好多房的群体，完全不顾低收入群体生不起病（一遇大病那点存款一夜归零）、读不好书（没钱上不起好的学校）、就不好业（好平台轮不到他们）等一大堆的事实，他们永远没有退休概念，80岁只要身体能动还在力所能及的自食其力。那一点存款连他们自己都无法说清楚未来的目的，救命钱、养老钱……

六、关于乡村资源尴尬说。

长达十几年的乡村调研中，最常听到的一句话便是“我们这里山清水秀、风景如画”。我常说的一句话便是“祖国的大好河山、处处都是风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如何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这就得看生态资源禀赋和发展导向——有的地方适合搞旅游、有的地方适合搞种植，有的地方适合年轻人研学、有的地方适合发展银发康养。而不是一句“我们这里环境非常好”了事。

近几年我参与过几个乡村文旅融合项目的选址考察，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当地政府极力推介的地方从项目的运营技术角度是完全没有经济点的，而从技术角度选中的地方当地政府又没有意向。个中原因一般都是因当地政府已经在时任领导的主持下完成了规划，政府要发展的乡村文旅融合项目必须是有红色、传统古村落、名人或古迹等标签的。而强力打造出来的项目又因为先天性运营条件不足大门紧锁变成沉没资产。

遇到的第二个问题，当地政府往往把乡村文旅融合项目对等商业或工业项目，以投资规模和固定资产作为评价标准，致使一些工商资本联合当地政府对好的乡村资源以发展文旅产业之名做文旅地产之事。

遇到的第三个问题，大部分老百姓没有承包权的法律概念，把祖上自己名下的民宅、农地和山林都理解成自己的资产，很希望资本方直接出资购买而不愿意接受流转。在全国各地也确有私下买卖的行为。然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村民个人是无权买卖的。在类似的庭审案件中，村民私自交易的合同被判定为无效合同。

遇到的第四个问题，乡村闲置资产抛荒闲置无人问津，一旦有资本方想投资项目，即便是乡村出行的公共道路都成为了私人资产，无形地增加了流转成本。

通过上述四个问题所反映的尴尬是：乡村资源只有通过功能转换实现收入方能体现价值，而在功能转换的过程中，要么是制度的制约、要么是思维的制约，主要还是思维的制约，从而导致美丽风景深锁于思维观念的大院中。

七、关于乡村生态资源价值说。

人类世界进入新世纪之前，开山垦荒是为了拓展农业耕种面积以解温饱问题，植树造林是为了建房木料需求，兴修水利是为了防涝防旱，池塘养鱼是为了解决节庆美食，养猪养禽为了增进收入的同时可以积粪沤肥；禁山是为了解决木柴燃料的问题，禁塘是为了鱼的收获，竹木既是家具的材料、腐坏又是不错的燃料，稻草铺于床铺下面用于冬季防寒、也可作为牛的草料、腐烂后还田是不错的有机肥。就连日常用水也设计成三阶梯状，最上层阶为饮用水，第二层阶用于洗菜，第三层阶才可以使用洗涤用品洗衣物，最后经水沟流到农田实现灌溉。等等等等。乡村的一切资源，在农业社会时期围绕农耕生活和农业生产需求对生态资源的价值利用可谓是极致。

改革开放后南下打工热潮席卷神州大地，地少人多的内地农村人口纷纷涌入沿海，历经20余年的资本积累，打工一代们已基本脱离了农耕劳作成为了新世纪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让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不得不选择放弃故土异地购房，至此，以货币定价的物质化生活替代了以人情换工的传统农耕生活，一切围绕生产生活的资源均以货币定价进行交易。

自“十一五”开始，我国积极推进城镇化发展，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随城镇化快速推进，至2022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65.22%，较1996年30.48%翻了一倍多，较2012年53.1%上升了8个百分点。经济的快速发展加速了城镇化的推进，随之而来的就是农村的萎缩。相关数据表明，2005年到2012年间，中国的自然村就已经从360万缩减至270万，以平均每天80个村落消失的速度在不断缩减。乡村的生态资源在城镇化推进的过程中从农耕生活生产需求解放出来，在物质生活中以货币定价的有形价值得以初步显现。

2008年汶川地震将世界的目光聚焦到乡村，而北京奥运会又以体育健身户外运动为主题推动了我国的乡村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因华尔街金融海啸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席卷大地，我国以灾后重建为中心实施“四万亿计划”，乡村基础设施硬件得以改善，为后续乡村休闲旅游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有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我国共有8.5万个村开展了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活动，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营主体达到170万家，其中农家乐150万家;从业人员2800万，占全国农村劳动力的6.9%;年接待游客8亿人次，实现营业收入超过2400亿元。乡村生态资源的价值得到进一步体现。

2015年国家吹响脱贫攻坚的冲锋号，为扶持乡村产业发展，国务院办公厅于年底下发《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推进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健康养老等产业深度融合”，2016年农业农村部出台《关于大力发展休闲农业的指导意见》强调：加大公共服务，整合项目资源，推进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健康养老等产业深度融合，大力提升休闲农业发展水平，着力将休闲农业产业培育成为繁荣农村、富裕农民的新兴支柱产业，为城乡居民提供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高品质休闲旅游体验。首次从国家政策层面为乡村生态资源的价值提供了支持。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国家出台《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出：“农业是生态产品的重要供给者，乡村是生态涵养的主体区，生态是乡村最大的发展优势”，提出：“保护山清水秀生态空间，延续人和自然有机融合的乡村空间关系”。立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顺应城乡居民消费拓展升级趋势，结合各地资源禀赋，深入发掘农业农村的生态涵养、休闲观光、文化体验、健康养老等多种功能和多重价值”。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成为了一种生活追求，山水林田湖草沙冰雪等各种生态资源以旅游为媒介实现货币消费。农村人不用背着几袋萝卜白菜手抓几只鸡鸭到城里的亲戚家换不要的旧衣物，“自家种养不值钱”华丽转身为“生态有机健康食材”，而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劳作已打造成为了有偿的农耕生活体验，生态正由农业的贫穷落后的象征转身为绿色的奢望，物以稀为贵，不被工业化时代定价的乡村生态资源因人类对健康日益增长的需求而珍贵。

八、关于乡村生态资源价值实现说。

乡村生态资源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必然地与日益增强的健康意识碰撞产生以生活质量为中心的需求，从而实现货币定价得以交易。在高度物质化的今天，“白菜价”成了严重饱和的工业产品的价格标签，表明曾经的工业经济领域的高附加值已逐步走弱不再具有增值优势，而乡村生态资源则由于不可再生的稀缺本质而被时代重构价值。然而，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中，由于意识形态派生出来的制度以指标的方式生产出来的乡村生态产品与市场需求还未能同频。主要体现在过于资产化的官方生态产品投资考核标准导致投资与收益不成比例，无法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而官方投建的生态产品多为基础设施又不具体验感无法从消费中收益使之沉没。

无论何种资源，只有本身具备市场主动定价引发主动交易的能力（主动定价不是狭义的本身的定价，还包括诱质属性，比如张家界的风景本身并不具备定价能力，但通过市场对风景的倾慕形成诱质体再以门票作价）才有价值潜力。更有意思的是乡村生态资源如果从实用价值本身来定价，定当遭到“工业优势”的低估。比如在南方黑芝麻基地，即便是上好的黑芝麻亩产也就1500元左右，再加上轮作种点其它农作物，一亩农作物的产值因其农业产品的属性也就两千来元产值；然而，随大健康意识的提高对膳食纤维的健康价值进行重构，芝麻叶和芝麻花的经济价值远大于芝麻本身，再把芝麻杆制成艺术品，亩产至少是原有作物总和的十几乃至几十倍。同理，一根深山朽木，若是农耕思维的燃料定价定会因为没有火力而被视为废物，而一旦赋予艺术的内涵，价值连城不是梦。

乡建规划活动中，很多的规划机构和主管领导都热衷亭廊阁桥水车风车等元素造景，却往往不太愿意关注村头巷尾的一些果树，甚至在一些在乡建过程中为了根本不实用的造景而把树砍掉。本人曾在调研的路途中指导过皖浙边界的一个小村落进行新农村改造，在众人都以“不好吃还生虫子、没有任何价值”为由执意要把村头的一棵柿子树砍掉，我在网上搜索了大量的网红打卡案例试图说服村民，最后在一位退休老教师的支持下这棵老柿树得以保留。正因为这棵老柿树，每年冬天红红的柿子挂满技头白雪覆盖美不胜收，前往拍照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

当前，一说到乡村产业发展和乡村生态资源价值实现，首先就是发展旅游，其次就是做大产业规模。即使是乡村振兴的标杆浙江，建了多少乡村旅游点、乡村旅游项目建的多好、茶产业做到了几十万亩规模、数字大棚投放了多少亿元等这类投建型的报道多如牛毛，而乡村旅游点实现了多少游客量、为村民增收多少万元、地方“村财”突破了几百万等成效性报道则少之又少，且成效数据完全无法与投资形成收益比。事实上，很多的A级乡村旅游点因为没有游客、产业也没有做起来，日常的环境绿化维护已经成了“村财”的重负；而几十万亩规模的那些政绩产业有些已经成为地方的灾难（卖又不值钱，重新换种又得花上一大笔钱）。中央一再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旅游需要消费半径的人口体量，发展规模化产业得看水土气候等因素，只有发展适宜的产业，才能获得人们对美好需求消费的入场券。

乡村生态资源的价值实现，必须要以消费需求为焦点，最难的不是资金的问题，而是观念的突破和制度创新。当一些垂钓者到乡下进行有偿垂钓后又把鱼放回池塘，当城里的人们带孩子下乡付费帮助乡下的村民收割粮食，前者消费的是一种满足性感觉，而后者消费的则是对孩子的一种劳动教育。这些对于传统的农耕思维而言是不可思议的，认为是钱多了没地花。正是在这种实用主义观念的作用下，乡村不能提供体验性消费产品，更不可能有生态资源高附加值意识。而在当前工商资本下乡的实践中，又遇到对等工业或商业思维的土地资产价值的制度制约（工商资本下乡流转民宅并投入大额款项改造装饰取得的周期经营权，在地方往往会以工业或商业地产的对等价位来确定流转标准，而完全忽略产权与经营权的区别）；经营过程往往又会遭遇各类法规的约束，水利没问题的国土不行，国土可以了林业又说不行。（诸多的问题在项目落地前无人问津，哪怕荒芜倒塌放牛养鸡，一旦有项目落地，所有的部门都来干预，且都有法律依据。）

观念不能突破就不可能生产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的产品，制度不能创新就难以促进资本和人才往乡村流动。乡村生态资源必须依托人才创新商业模式，以生态资源为载体创造消费产品、挖掘消费潜力、拓宽消费维度、做实消费利润，方能得到资本的关注，价值方能以消费为中心而被重构。

九、关于乡村旅游与客流量的问题。

随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乡村要想获得一定的客流量，旅游的确不失是上策。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几千年的农耕社会所形成的以宗族群居为特点的传统村落遍布大江南北，牧民放牧、渔民打鱼、平原种粮、丘陵栽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看似一方水土养活一方人，实则生活方式大同小异，除了那些叹为观止的文化名胜名山大川，其它的只能是小范围产生影响力；在银行按揭和信用卡还款的无声警告困扰着大部分中产阶层的当下，交通半径和时间远比那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旅游诱惑来得更加理性。

在我们的官员眼中，好像一切的事情只要用心去做没有办不成的，所以他们选择打造乡村旅游点很少考虑交通半径人口体量和交通时间，有没有历史文化要素——最好能有点红色基因的要素，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于是乎，一大批的省级国家级的乡村旅游点、美丽乡村、水美乡村、生态文化村、传统古村落等等各类“称号村”的介绍中都是文化底蕴深厚、乡村产业丰富、村财年年递增、群众收入连年增长，而实际是乡村旅游集散中心大门紧锁、景点杂草丛生、景观破败不堪入目、村史馆尘封展板、村中各类商业店铺只见门前招牌不见经营业态。

如何发展乡村旅游，这个问题几乎总是在收不收门票、收不收停车费这样的问题争论不休。课题组研究了几万个乡村旅游样本发现，靠景观收门票的乡村旅游项目几乎是入不敷出，有的连日常运营都无法维系从而进入恶性循环后停止营业；而靠乡村民俗活动引流形成休闲餐饮消费目的地的，不仅带动了当地百姓民房租赁收入，还延伸了一些非农产业的形成；最为积极的样本是乡村风貌较为完整，初步形成了以四季乡村生活方式体验为产品的业态基础，且能有计划地借助节气民俗推出文化活动引客流量。实践证明，发展乡村旅游的关键点是消费业态、重点是客流量、支点则是不断创新活动内容。消费业态决定着游客能不能留得下来，而创新活动内容则是项目引流的法宝，客流量起来了，就能倒逼业态不断完善和创新。这是发展乡村旅游的金三角关系。

发展乡村旅游首先应该将乡村纯朴的民风充分展示——以热情好客的姿态欢迎着每一位游客，让游客沉浸到“中华一家亲”的环境中留连忘返。

其次乡村旅游应该还原古朴干净的乡村环境——乡村之所以能吸引游客前来的魅力是原乡的模样。衣服旧一点但很干净、房前屋后的泥土地见不到落叶和垃圾、墙壁上晾晒的衣物丝毫没有环境违和感且还有些艺术感、但见鸡鸭身不见鸡鸭粪，门前老树果满枝头、窗下小园蔬菜茵茵，村头树下摆桌椅，农家菜肴喝起来。

再次，做足生态文章，创新美味家肴。俗话说“留住一个人的心首先就得留住他的胃”，很多的乡村旅游多是冲着乡村的土菜。不过在实践中，由于缺乏创新引导，乡村餐饮（农家乐）要么搞得很城市，要么又弄得“土的掉渣”。乡村的生态食材、创新的烹饪方式，让美食色香味俱全然又找不到厨师的痕迹，做到“土菜不土，美味健康”才是核心竞争力。

当然，溪边树下茶余饭后，乡村的人间烟火气才是灵魂。让游客行走在田间地头玩转那刀耕火种，田头钓虾沟溪抓鱼菜园摘菜瓜地偷瓜；夜幕降临篝火燃起，不问从何方来也不问到何方去，随音乐享受真生活。

乡村旅游与农耕生活一样，有多大能力做多大事情，实实在在把事情做好，重要的是把更多的村民吸引返乡，带着村民创业就业。这才是发展乡村旅游的根本目的。

十、关于留守农业产业化与共同富裕说。

当我们把全部的目光都聚焦在了现代农业上的时候，孰不知在一个几乎天天接触的广阔乡土里，还隐藏着一个完全沉浸在循环模式下的生态食材产业。说它生态是因为生产者的目的是围绕着自己吃用，不作任何的工业辅助手段（用生产者的说法是拿钱去买化肥农药还不如直接到超市买菜，正是舍不得花钱才使用传统的农耕方式）；说它是产业是因为它的量巨大。数据显示留守在处于偏远或次偏远的乡村人口约1.25亿，其中60岁至64岁的约6700万人，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乡村守护家园，他们自种自养自吃，随便种点总是吃不完，除了少部分用于晒制菜干外，大部分的瓜豆菜果留在地里老去直至腐烂。如若以每对老年夫妻每年余留农作物食材（瓜豆菜果辣椒茄子鸡鸭鹅）货币作价1500元计（一只鸡120元、一只鸭180元、日常蔬菜每天10元每年120天计1200元），再以一个100对（60-64岁）留守老人的行政村为单位，那么一个行政村的年留守农业产值至少达到15万元，还不包括其它留守群体的自种（我们更应该注意到，这个15万元的留守农业没有任何的社会成本，只是一种本是浪费的生态收集）。如若按6700万的50%、每位老人每年500元产值计算留守农业总量的话，这个数值是167.5亿元。

我们还应关注到一个问题：随我国人类寿命的延长和人们对健康的重视，劳作正在成为人们健身的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有偿劳作成为新城镇化的一种消费产品。当劳作由生存转向了娱乐、由苦累转向了愉悦，真生态（不追求产量、不追求外观、只追求品质）就是一种常态。

面对这么庞大的市场供应体（不受任何的政策、法规和其它市场因素的影响、完全以生存为目的客观存在），当前任何组织和个体都完全忽略，也没有任何专家团队对这种供应体作过研究，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已历时5年的乡村振兴，也不曾见有任何的官方文件提及。事实上，共同富裕的最后一公里是在乡村、而最后一米就是这个6000多万以上的留守老人。这个群体基本自给自足，他们除了孩子们偶尔给他们点生活费或见面礼外，就是在村边不远的范围内力所能及的打点短工添点收入，每月一百多块钱的养老保障在生活上也只够添点油盐酱醋的。

国家自脱贫攻坚开始一直到现在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从中央到地方以行政村为单位派驻了大量的工作组引导乡村产业发展（事实如何在此不作评论），如若以农业合作社为载体，由工作组引导村委因地制宜地打造冷鲜库，组织专干负责留守农业的收发工作，再由县政府统一组织各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优先采购留守农产品，既能让干部职工都吃上农家自种的生态食材，又切实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致富。对有条件的地方，可以以县或者乡镇为单位，由专门的企业来发展留守农业产业，探索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共同富裕之路，打通共同富裕最后一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