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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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展。仅仅中国大学即有60多万文科教师，其中相当部分甚至大部分大学文科教师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的。中国有着众多的研究型大学，这些大学的师生比在全世界也算很高的。高师生比就意味着大学教师有更多时间用于科学研究而非用于常规教学。中国大学近年来研究经费也快速增加，发表论文和出版著作数也在快速增长。每年毕业的社会科学类博士研究生人数也是或接近是全世界所有国家中最多的。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国内社会科学界普遍的共识是对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现状不满意，最重要的是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严重而普遍的低水平重复现象，真正高水平的创新型研究不多，真正具有对中国复杂实践解释力的研究不多，真正形成学术团队并具有内部对话与批评基础上自我发展自我创新能力的学派几乎没有。最近以来，中国社会科学所呈现出来的表面繁荣之下，却几乎所有深层深刻问题都没有触及，社会科学在理解中国实践、解释中国实践以及指导中国实践上面，情绪多于理性，意识形态远超深入研究。某种意义上，中国社会科学在中国实践面前失语了，在世界话语体系中丧失了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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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科学界最大的功绩是翻译引进了西方社会科学的大量既有研究，从而整体提高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水平。遗憾的是，本来引进是为了发展，是为了让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中国实践结合起来发展出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却长久停留在引进阶段而消化不良。在1990年代，邓正来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提出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与规范化”主张，结果发现“本土化”与“规范化”之间存在着巨大张力，因为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水平远远要高于中国，甚至西方中国研究的水平也明显高于中国。规范化首先是要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规范，因此就要与西方社会科学进行对话，就要试图获得西方社会科学承认，就要用中国经验去验证西方理论，就要在西方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就要回应西方社会科学提出的问题，就要按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方法和写作方法）进行回应。也是因此，能在西方主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获得西方社会科学认可的中国学者就自然而然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榜样与旗手，在这样的榜样与旗手领导下，中国经验就被肢解用于回应西方社会和西方社会科学关切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就变成了西方社会科学的跟班。中国社会科学主体性丧失了。社会科学本土化就自然没有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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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与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背道而驰的规范化显然不是我们所要的规范化，这样的中国社会科学发展格局显然不是我们所要的格局。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14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社会科学必须研究中国实践，在研究中国实践的过程中形成真正有中国主体性的本土化的社会科学理论，让社会科学服务于中国实践，在此基础上形成与西方社会科学的对话，作出对世界社会科学独特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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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几乎唯一正确的办法就是，借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来研究中国实践，在研究中国实践的过程中提出中国的问题，提炼概括中国的问题，形成关于中国问题的中层理论乃至一般化理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不同研究之间的讨论与批评，积累与发展，经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阶段，发展出基于中国实践、回应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具有一般理论概括高度与深度的社会科学理论。中国大学就有60多万文科教师，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的大学教师至少有几十万人，任何一个问题一个领域一个学科都可以聚集起成千上万的研究者，如此众多的研究者来研究中国史无前例转型时期的实践，就一定会有众多理论发现，就一定可以很快形成高水平的一般化社会科学理论，就一定能够总结出好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可以真正最有效地理解和吸取西方社会科学所有好的理论与方法，以及各种具体研究成果，以及可以从古今中外所有文化中吸取理论和方法营养。经此自觉，用不了多久，中国社会科学的春天就会到来，这个中国社会科学的春天是有主体性的，是吸取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营养在中国实践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是有能力与西方社会科学平等对话并为世界社会科学做出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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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迎来中国社会科学的春天，当前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就不能再继续发展以对话为主的学术研究，就不能以在西方刊物上发表论文为主要学术评价标准，就要真正研究中国实践回应中国实践，就要改造我们的学风与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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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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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改造我们的两个学风，一是学习西方理论与方法的学风，二是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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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西方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是为我所用，是要有主体性地学习。一方面要学习进去，掌握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精髓，具有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能力。一方面要出得来，即我们学习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运用，是为了运用社会科学一般理论与方法来研究中国实践。我们学习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主要不是为了进行西方社会科学的教学工作，也不是要成为一个专门研究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史的学者，更不是要当一个西方社会科学的教条主义，而主要是为了运用，是为了用西方社会科学中的一般性理论与方法来研究中国实践并在此过程中检验和发展西方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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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学习社会科学的最佳办法是阅读西方社会科学经典著作，尤其是理论化与体系化的各种社会科学理论，社会学的、政治学的、经济学的、法学的、人类学的等等各个学科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都可以学习，都应当学习。通过学习，形成社会科学的思维，具备社会科学的能力，掌握社会科学的方法，这些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成为之后研究中国实践的工具而非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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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西方社会科学，切忌一开始就将过多时间与精力用于研读西方社会科学某个具体研究领域的文献，因为这些具体研究往往视野比较局限，且往往无法完成进行学术研究所必须的基础和基本训练。一开始即进入到西方社会科学具体研究领域文献阅读，缺少对西方社会科学基本问题的关注，也就很难真正具备超越西方社会科学具体研究的能力与视野。西方社会科学经典著作和一般性理论与方法可以为研究中国实践提供一般化的理论训练与方法工具，正是基础性理论与方法训练可以为中国研究提供深入进去的工具，提供研究的启示。缺少经典阅读和基础训练的具体研究往往缺少将其研究方向转向中国实践的能力，其研究往往就只能是教条式的，难以深入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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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改造学风的第一条就是要通过学习西方社会科学一般理论与方法，大量阅读西方社会科学经典著作，来形成研究中国实践的社会科学能力，社会科学能力训练远比具体研究重要和基础得多。只有真正掌握了西方社会科学精髓，才有运用西方社会科学来深入研究中国实践的能力，一开始即做具体文献阅读、陷入到西方社会科学具体研究领域的浩瀚文献以及专业化中，就可能在长期的专业化文献中形成思维定势，头脑被专业文献格式化了，并因此不再有跳出来做有主体性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能力与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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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学风的第二条就是要真正深入到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中去，要以理解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为本，为目标，理论和方法都是用来理解实践与经验的工具和手段。从实践出发，经过理论，再回到实践，这样就形成一个关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循环，这个循环不同于现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做“理论—实践—理论”的循环。这后面一个循环是以前面一个循环的有效为前提和基础的，当前中国社会科学首先要做的就是在前面这个“实践—理论—实践”的大循环中打基础。以实践和经验为本位，从实践和经验中出发，以理解实践和经验为目标，在这个过程中运用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并形成和发展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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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提出问题，理解实践的复杂性，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机制研究。所谓机制研究，就是将复杂实践中起决定作用的主要变量找出来并理解这些主要变量之间的联系。实践或经验的世界首先是现象的世界，这个现象的世界无比丰富也无比庞杂，透过现象看本质，找到决定现象背后的本质原因，找出现象中关键变量之间的规律性联系，就是对实践与经验本质的概括与提炼，就是掌握住了实践与经验的规律，就形成了一定形态的社会科学理论。一个好的社会科学理论可以让我们掌握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可以把握实践的规律，可以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可以将经验概括提炼出来。有了从实践中概括提炼出来的理论，就可以运用理论来进一步解释实践，就有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循环往返，就有了“理论—实践—理论”的小循环。这个过程中必然有理论好与坏、水平高与低的各种讨论与批评，最终衡量理论高下好坏的有三个方面：一是对实践的解释能力，二是理论的逻辑自洽性，三是理论的简明性。一个自洽、简明且对实践具有良好解释力的理论就是一个好理论。中国伟大的现代化实践就必然会在对中国实践的理解与解释过程中形成丰富的理论、流派，不同理论与流派之间相互竞争，更加一般化更加具有解释力也更加包容一般性的理论就会逐步产生出来，基于中国实践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一般理论也就可以产生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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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问题是，机制研究中，如何提出问题以及如何建立关键变量之间的联系。社会科学研究的关键是要创新，要有知识的增量，而中国复杂的实践到目前仍然未能获得充分的社会科学解释。提出问题建立关键变量之间的联系，显然不是随便将两个不相关现象联系起来，且我们往往不清楚两个现象之间有没有联系。做经验研究不能象做数学排列组合一样，将所有现象之间的关系排列组合一遍，这是因为现象太过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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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个好的开创性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必须要有对经验的质感，即他能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世界准确地提出问题，敏锐地把握问题，具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具有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能力，具有拧出关键变量并建立起关键变量之间联系的能力。研究者的经验质感使他可以正确地提出问题，将复杂现象简化为关键变量。只有具备良好的经验质感，研究者才能真正开展有效的机制研究，也就可能建立起有解释力的社会科学中层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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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质感来自于想事的能力，而不是如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普遍用概念进行思考的想词。想事的能力又来自于对经验极端熟悉所产生的那种敏锐通透。这是一种类似语言的能力，当我们在用语言说话时，我们并没有感到语言的存在，而是集中注意力到所说的话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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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获得想事的能力，或如何获得经验质感，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讲，在自己熟悉的日常生活以外进行饱和调研，即我们所说“饱和经验法”，几乎是不二法门。“饱和经验法”，即通过持续不断地对经验的关注，尝试建立对经验的理解，在理解过程中不断地解构建构，又不断地概括提炼的理论还原到经验中，就可能对经验的各个层面都有细致理解，并因此具备对经验的总体把握。经验具有全息性，一个方面的经验饱和训练就可能造成对所有经验的质感能力，就可能具备想事而不只是想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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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和经验法的关键是保持对经验本身的开放性，注重经验本身的内在逻辑，且个人观念要不断地对接到经验逻辑中进行自我修正。具体进入经验，总是先进入到庞杂的现象世界，进入到一个具体的现象A，或经验A，结果发现A背后还有现象B的作用，再进入对B的讨论，又发现了C，不断沿着经验向前走，将经验本身看作具有内在自洽逻辑的一个整体，不断深入，不断反复，从而就看到了经验不同层次和方面。沿着经验向前走，由A到Z，再回到A中来，这个时候A的丰富性和完整性就远远超过刚进入经验时所看到的A，这时候来理解A，就可以有深刻得多的对A的理解，这个对A的理解就具有了一定经验质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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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和经验法，就是要呼啸走向田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发展必须要以走向田野为基础。改造我们学风的第二点也就是要真正到中国实践中做调查，而不是泡在书斋读文献写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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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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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饱和经验为基础直面中国经验和实践的研究起点，受制于个人所受基本学术训练和个人学术感悟能力的影响。不同人从经验中可以看到经验的不同方面和不同层次，因此，这样的研究在起点上必然是草根的，是活泼的，甚至是野蛮粗犷的，也很可能是会被证伪以及被更基本和深刻的理论提炼所覆盖的。这样一种基于直面经验、强调个人经验质感、包含强烈个人情绪的研究，就一定是包容的、不规范的、允许批评的、主要是启发性的研究，就要不断地从经验中来又不断地回到经验中检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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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经验从经验中来到经验中去的研究就可能带有强烈的研究者的个人情绪，往往是试错性的，是注重经验中某些特定变量之间联系的建立并要不断地回到经验中进行检验的研究，这样的研究依赖个人感悟很难规范表述，具有原创性和原始野性，这样的研究就需要有直白的文风而不应也不能掉书袋。直白的文风也正是当前中国社会科学应当进行改造的第二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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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要有真正的本土化，要建立自己的主体性，必须有一个野蛮地从经验中生长出来的阶段，这个阶段是大进大出、大胆假设的阶段，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阶段。百花齐放，就要允许所有各种学说生长起来，百家争鸣，就要允许有一个相对混乱甚至“混战”的阶段，只有真正基于中国经验、有能力回应中国实践的学说才最有能力茁壮成长起来。这个阶段，无论是百花齐放还是百家争鸣，都需要有直白的文风，都要将主要功夫花在研究上而不是写作上面。直白的文风所鼓励的是一种允许相对粗糙的低成本的文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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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来讲，当前中国以对话为目标的社会科学，必须要到西方具体研究专业里面寻找对话点。经过数百年发展，当前西方社会结构相对稳定，社会科学相对成熟，社会科学大厦已经建立，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变成了补大厦窗户上还未安装的玻璃。规范的以对话为目标的研究就细心寻找西方社会科学窗户上缺不缺玻璃，通过精研细读专业研究文献，以中国经验来补上这块玻璃，然后再去找另外一个窗户看是否还缺玻璃要补。这样花费巨大功夫所进行的规范研究却完全与中国经验脱节，中国经验不过是被西方社会科学的问题与视野所切割的碎片。真正中国经验还需要我们通过饱和经验法进行挖掘拓展，并以四两拨千斤的直白文风，快速推进对挖掘拓展的研究的写作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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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与强调学术对话和规范化一致，当前社会科学学界出现了认真写文章而不是认真做调查认真做研究的风气。在论文修辞与结构上大费周章，论文核心思想却很贫乏。修辞的目的甚至成为了对贫乏思想的掩饰。学术期刊也以规范和严谨的面目，要求作者不断修改论文，以达到他们所希望的形式上的完美，这种修改的重点仍然是在修辞而不是学术创新。当然，学术也不是可以通过修辞就可以创新的，而只可能通过调查研究来创新。我一直主张写文章不要太认真，写文章主要是发表自己的发现，不需要花里胡哨搞很多形式。应当将所有关注集中到研究上来，做到认真研究。有了认真研究，有了成熟的学术观点，如何表达就不是问题，也根本就谈不上要认真写文章表达的问题。有了想法，论文就是流淌出来的，没有想法，挤牙膏，怎样包装也没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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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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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野蛮成长的阶段，有一个大进大出、大刀阔斧的发展阶段。不经历一个相当长期的野蛮成长，不通过直面经验的“混战”阶段，过早进入专业化阶段，过早进入精雕细刻阶段，是不可能真正形成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出现了过早专业化的问题，甚至将与西方具体研究对话放在最重要位置，社会科学研究缺乏基本的中国视野，这是当前阶段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应当检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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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中国研究中的学风和文风问题，正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