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访目前已成为基层治理中的突出问题，到南方某县调研，找到两个上访案例，很能说明上访的复杂性。

第一例是赴京上访的案例。案主廖某系城北镇人，老婆是鸽镇人，倒插门到鸽镇当上门女婿，在镇上搞废旧回收。2009年廖某在没有驾照的情况下，开报废旧车将镇上一个干部9岁小孩撞死，交警处理廖某承担全部责任，判赔21万元。但廖某支付11万之后即不愿再支付另外10万元，法院强制执行，他到处躲，一直没有支付余下10万元赔偿。

2012年11月，廖某以法院追债影响了他的正常生活为由，怀揣上访材料赴京上访，下了火车，先到天安门游览一下再去上访，结果在广场上被扣，交到省驻京办。省驻京办打电话让县里来北京接访。县里不敢怠慢，当天即组织鸽镇政府、县法院和交警大队一行四人坐飞机赴京接廖某回。

凡到北京上访都会有赴京上访情况通报，各地都视赴京上访为大问题。鸽镇领导说，他们会经常排查谁有问题没有解决而有可能赴京上访，在节假日或北京有重大活动时，地方要安排盯防可能赴京上访的人。但鸽镇领导做梦也没想到廖某竟会到北京上访。因为廖某赴京上访，鸽镇不仅出了2万元接访费，而且多次受到县里批评，县里又受到市里批评。县和镇两级都积下极大愤怒。接廖某回来后，县镇相关部门开协调会，一致认为对廖某不能姑息，要严格按法律法规处理。然后，由公安部门以拒不执行法院判决为由，对廖某实行拘捕，然后由法院进行审判，判了缓刑。判刑前，廖某终于同意赔钱。但悔之晚矣，刑还是照判。

让县镇对廖某如此愤怒的一个原因是，廖某在自己开车撞死人之前，他与县电力公司的车发生刮碰，手指受轻微外伤，他竟从电力公司弄到17万元赔偿。他不是没有支付赔偿的能力，而是本来就相当刁钻。他以为可以通过到北京上访来摆脱本应由自己承担的责任，没想到弄巧成拙。他也因此“老实了”。

第二个案例是赴省政府上访的案例。具体是，一个孕妇要生产，晚上坐手扶拖拉机从村里匆匆赶往县医院，结果与迎面而来的县住建局轿车发生刮碰，小车速度快，将手扶拖拉机撞到路边沟里，孕妇叔叔高位截瘫。更糟糕的是，第一次事故发生后，孕妇和他的婶婶被甩在公路上，被迎面开来的县烟草局轿车撞死。这样，一次车祸，三死一伤。交警处理，死者每人赔了20万元，高位截瘫的治疗费由肇事者承担。

孕妇叔叔有两个儿子。一次车祸，母亲被撞死，父亲高位截瘫，这是多么巨大的打击。尤其是，高位截瘫的治疗和护理费用都很昂贵。肇事者无力承担如此巨大的费用，而肇事单位也不愿无限制地承担医疗护理费用。

高位截瘫者的两个儿子十分不满，开始找有关部门，无效，到法院起诉，无效。不得已，兄弟俩将高位截瘫的父亲用轮椅推到省政府上访。省里打电话让县委来人处理。县委对此事十分重视，感到若不立即处理可能会出大事，因此召集有关部门，由县里协调，一次性补偿护理费100万元。此事总算有了一个暂时满意的解决。 

二

以上两个上访案例很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第一例上访，上访者很清楚，地方政府担心有人赴京上访，因为赴京上访不仅要求地方派人接访，而且会作为地方政府不良的治理记录被上级记载。因为维稳是一票否决项目。事实上，为廖某赴京上访事，县委县政府多次被上级批评，而鸽镇又多次受到县里批评。鸽镇镇委书记和主管信访的人大主席都直呼冤枉，因为在每个月召开的维稳形势分析会上，分析排查维稳的安全隐患，从来没有想到廖某会去上访。他们认为，廖某拒绝赔偿余下补偿是完全无理的，却没有想到廖也会借维稳一票否决来要挟地方政府。结果，县镇两级在如何处理廖某的上访问题上达成高度共识，就是严格依法办事，具体就是以廖某拒绝执行法院判决而判刑。在原则问题上的坚持，使廖某付出了本应付出的代价。这个案例说明上访制度不应作为无赖要挟地方政府的手段。

第二例上访，如果没有上访制度，由高位截瘫者的两个儿子找有关部门，甚至到法院起诉，可能都很难解决问题。农民到法院起诉，能不能赢还不一定，即使赢了也不一定可以解决问题。因此，到省政府上访是弱势农民的一种权利救济策略。县委因此高度重视，较为合理地解决了补偿问题。

也就是说，上访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可以为弱势农民提供一种法律以外的救济途径。但也正是因此，上访又有可能被一些刁钻无赖所利用，这些人试图通过上访来要挟地方政府，以获得本来不应该获得的利益。其中最典型的是谋利型上访和要挟型上访。若对这些上访不坚持原则，地方政府只是为了暂时平息问题而一味妥协退让，这样的上访就会越来越多，地方政府终将无路可退。

造成以上上访问题的原因是，中央事实上不可能实质性地介入到农民上访诉求的合理不合理裁判，中央只可能将赴京上访的农民打发回原来地方政府解决办理，同时由中央记录各地上访人数批次，以作为地方维稳一票否决的依据。因为担心被一票否决，各级地方政府都不愿意本地人赴京上访，各级地方政府因此有着强烈的“矛盾不出地方”的愿望。为了减少上访，化解矛盾，尤其是对一些老上访户，地方政府就可能采用灵活的办法，丧失原则，以“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币解决”，结果就是，这种解决上访问题的办法会极大地鼓励其他人上访。 

三

关于上访，当前具有重大全国影响的两个案例的教训尤其值得记录。一是“上访妈妈”唐慧案，一是广东“乌坎事件”。

唐慧案中，因为唐慧女儿被强奸，唐慧采取了很多极端手段上访维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女儿被强奸，感情上受到伤害，唐慧要求司法部门严惩强奸者，这无论是从感情上还是从法律上都是应当支持的。但唐慧仅从个人愿望出发，不顾及具体法律规定，采用极端手段干预司法本身却是违法的，对这样的违法行为理应采取法律措施。可惜在媒体舆论的支持下面，唐慧的极端行为包括其中大量的违法行为不仅没有得到处理，反而被冠以“上访妈妈”维权的形象。唐慧案就成为了鼓励极端方式维权的活教材。

“乌坎事件”中，有人组织村民冲击政府，火烧边防派出所，打砸警车，这些都是严重违法行为。广东省委在处理乌坎事件中一味采用“和谐”手段，不分清红皂白，村民冲击政府火烧边防派出所的违法行为不仅不追究，组织者还成了英雄，在接下来的村委会选举中当选村干部。乌坎事件应该有两个方面，一是诱发乌坎事件的原村干部卖地账目不公开的问题，二是一些人组织村民冲击政府打砸抢的问题。前者是否确实需要调查，后者打砸抢则是确实。奇怪的是，广东省委工作组进驻乌坎后，发现前者事情本身比较复杂，其中有原村干部账目不清楚甚至贪污腐败的问题，原来的村干部当然就应该负责任，即依法查账，依法抓人，依法判刑。后者打砸抢行为，一般不明真相群众可以不予追究，但领头者却是一定应负责任的，即要追究刑事责任。广东省委工作组进驻乌坎后，不仅不追究打砸抢组织者的刑事责任，反而让他们当选为村干部，这样就严重地违反了法律，严重地破坏了秩序。这样处理无疑是昭告世人，只要打砸抢打着维权的幌子，动员足够多不明真相群众参加，并让打砸抢影响足够大，打砸抢就不是违法，打砸抢就不用承担责任。

乌坎事件的处理本来应该理是理、法是法，前任村干部违法卖地，贪污腐败的，应该依法查处，组织村民打砸抢的闹事者也应为其打砸抢负刑事责任。现在媒体的报道中，却几乎看不到乌坎前任村干部违法贪污腐败的报道，而到处是组织村民打砸抢闹事者当选村干部后治理村庄的酸甜苦辣。这岂不是对社会主义法制的莫大讽刺！

 

2013年8月16日晚